近日，辽宁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辽宁省消防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组织未成年人参加火灾扑救。据悉，该条例将于2012年3月1日起开始实行（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想到未成年人救火，必然会想起赖宁，就其精神而言无疑值得独角兽司法考试网褒奖，但就其行为而言却又值得争论。少年赖宁成了70后、80后们年少时的“英雄记忆”之后，“孩子是否应该去救火”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拉开时间的距离，从人性的角度看待赖宁，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也是一种悲剧。

　　争论的纠结其实不过是片面地站在了精神或人性的单一立场，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局限了对行为本质的认识。未成年人救火，缺少了必要的技能和保护措施，连自保都无法保证，谈何救火？东西烧毁了可以重建，生命失去却无法再生。更何况，所造成的伤害，远远不会是一个人的伤，还有家庭与社会的痛。

　　利与弊的比较，得与失的权衡，永远是理性思考的不二法门。保护未成年人与倡导见义勇为，并不是天然对立，鼓励见义勇为也不意味着无须尊重生命的价值。当鼓励未成年人冒险救火，可能产生的危害远远大于火灾本身的损失之时，禁止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讲，其实又是在保护见义勇为。

　　社会的进步源于观念的理性，而将理性的观念列入法条，以法治化的面目出现，起到的不只是止息争议的作用，法律的清晰界线，还为免责树立起了标准。禁止未成年人救火，即意味着面对火灾，未成年人不参与的权利，视而不救不会承担责任，甚至无须受到道德的谴责。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条法规不仅为见义勇为开辟了一片安全区，同时也为没有边际的道德筑起一道堤岸。

　　公共社会秩序的规范，既需要道德的调节，更需要法规的约束。尤其是在见义勇独角兽司法考试网Q1973506327为方面，诸如驾车追逃、救助突发疾病的群众等，如同是否鼓励未成年人救火一样充满着争议。尤其是在紧急救人的关头，见义勇为往往处于“两伤”的境地，一方面无动于衷伤的是道德，另一方面见义勇为造成负面后果，有时又不得不让法律为之倾斜。

　　禁止未成年人救火，理性观念洞照的是见义勇为不能没有界线的命题。现代社会，见义勇为只能成为弥补公共管理不足的一个环节，见义勇为所倡导的理念必须符合“避险”的原则，把更多的涉及险责的部分还给公共管理，由公共管理机构来执行。进一步厘清公共管理与见义勇为的界线，期待更多的“理性”变成法条，赋予见义勇为更多的理性与保障，并逐步完善社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