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的《草案》是努力在实现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与其他人的知情权之间实现平衡。但是，我对能否达到这种平衡表示怀疑；更重要的是，可能这两者的权利没有达到平衡，却对于防范和治疗艾滋病带来重大的弊端，产生更严重的问题。

　　众所周知，要让高危人群自愿检测艾滋病，并在检测后接受治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证他们的隐私，能让他们放心去独角兽司法考试网检测和接受治疗。实行实名制和告诉相关人信息的制度，可能让大部分本来可能纳入检测和治疗的人不再自愿去检测。

　　有资料表明，自2011年7月北京医疗机构要求检测者出示身份证之后，前来检测的人数直线下降。如果实行实名制和告之制度，恐怕更多的艾滋病患者得不到发现和治疗，而且，由于他们没有得到治疗，给其他人带来的传染危险更大，这又如何去实现艾滋病患者与其他人的权利平衡呢？

　　况且，如果没有实行实名制和告之制度，虽然可能造成一定的弊端，但并非完全无法保障相对人的权利。例如，刑法早就规定了“传播性病罪”，故意传染艾滋病的人是要构成犯罪的，这一罪名虽然是事后惩罚，但对于故意传播艾滋病的人还是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关键是法律要规定，疾控部门在检测出艾滋病患者时，有义务告诉他们有关防范措施和故意传播的法律责任，让他们谨慎从事。

　　所以，我对于广西的《草案》拟实行实名制独角兽司法考试网和告诉相关人信息的制度，存在一定的忧虑，我们在限制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恐怕更多要考虑和照顾到我们当前的防艾现实，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艾滋病患者普遍受到歧视，导致许多人根本不愿意去检测和接受治疗，“在中国78万名感染者中，将近三分之二对自身的感染情况尚不知情”，以致防艾形势十分严峻，如果我们进一步限制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那么，防艾形势将更加严峻。所以，希望有关部门还得再谨慎地考虑相关制度的制订。当然，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社会文明更进一步，艾滋病患者受到歧视状况有重大改观，我们也许可以实施上述权利平衡制度。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2006年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9条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人的信息，包括其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等。《艾滋病防治条例》是行政法规，而《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是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内容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广西拟实施的这两个制度与行政法规相违背，其合法性也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