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下称贸促会调解中心）近日对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建议将草案相关规定修改为：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商事调解和解协议执行缺乏法律强制保障，易造成‘久调无果，调成亦无果’的状况，不仅影响当事人及时解决纠纷，还给法院增加讼累，最终影响经济贸易的整体发展繁荣。”贸促会调解中心秘书长王承杰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除了在民诉法修改之际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名誉副主任、贸促会调解中心原副主任唐厚志认为，还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独角兽司法考试网商事调解法帮助商事调解摆脱困境。

　　数以万计商事争议调解解决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商事争议案件通过调解解决，包括在法院、仲裁委、贸促会调解中心等处理的商事争议。”唐厚志告诉记者。

　　唐厚志指出，与法院裁判、仲裁相比，调解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调解的非对抗性，使当事人不伤和气，更易于解决纠纷，也有利于其后的合作。更重要的是，调解所需时间较短，费用也大幅度降低。调解的灵活性随处可见：无论在时间、地点、程序还是规则上都极其灵活。

　　调解以其显著优势，逐步成为近年来商事争议解决的一种重要手段。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商事活动的频繁与商事争议的增多，使商事调解近年来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法院，“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重要的审判原则。2010年全国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调解撤诉率达65.29%；在仲裁机构，“调仲结合”的工作也正在深入进行。根据北京市仲裁委提供的数据，2011年1月1日到11月20日，调解结案的案件数量有165件，占全部结案数量698件的23.64%.

　　于1987年成立的贸促会调解中心自成立以来，已受理各类商事纠纷过万件，调解成功率在70%以上，案件涉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受案量逐年增长，2011年贸促会调解中心调解的商事纠纷达2000余件，案件标的总额近17亿元人民币。

　　商事调解处于无法可依状态

　　与日益增长的商事纠纷案件及商事调解快速发展不相匹配的是，商事调解从整体上看还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

　　当然，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合同法等法律，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行政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方面先后出台的几个司法解释，都有涉及商事纠纷调解的依据，但是这种散见于法律法规中的规定，已远远不能适应中国商事调解的需要。

　　“实际上，中国的调解只能从一些非规范调解的法律中得到一些原则上的支持，目前依靠的主要是调解机构的调解规则，这些规则并不是法律，严格地说，最多也只是当事人协议采用的法规，其效力来自当事人的协议，不是来自立法。”唐厚志说。

　　当前，鼓励和促进调解的发展已经是世界各国解决矛盾纠纷的趋势，而立法的保障和支持则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和解协议缺乏法律执行效力

　　我国调解立法的不完备使得调解实践出现很多问题，调解中的不规范操作也频频发生。在实践中，有的人既作为调解人，又作为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这种违背调解中立性原则的做法却并未被完全禁止。

　　这种无法可依的状态已经成为制约独角兽司法考试网Q1973506327商事调解发展的瓶颈。“多年来，经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缺乏法律执行效力的问题，始终阻碍着当事人对这一争议解决方式的广泛采用，束缚着商事调解的发展空间。”王承杰说。

　　而和解协议的执行力问题，也是唐厚志倡导的统一的商事调解法中的重中之重。比王承杰主张的司法确认更进一步的是，他希望直接赋予和解协议以执行力。“至今，我国调解机构的和解协议是没有执行力的，这对我国调解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国际上总的趋势是，倾向于给予调解协议执行效力。”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就反映了这一趋势。其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和解协议的，该和解协议具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颁布国可插入对和解协议执行方法的说明，或提及关于执行方法的规定。

　　唐厚志不赞成对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力进行审查，他认为那是没有必要的。第一，商事调解和解协议是当事人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的结果；第二，法院只能看到和解协议的表面情况，而看不到其背面的即当事人各方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商业利益和关系，因此无从判断协议内容是否公平合理；第三，我国的商事调解已经有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调解程序规则，如贸促会调解中心的调解规则；第四，我国商事调解员队伍的水平和素质已有很大提高，可以胜任商事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