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司法考试教材：西周至秦汉、魏晋时期的法制一、西周以来的法制思想与法律“以德配天，明德慎罚” “德主刑辅”思想的内容。

　　为谋求长治久安，周初统治者继承了夏商以来的神权政治学说。同时，为了修补神权政治学说中的缺漏，并确定周王朝新的政治策略，进一步提出了以“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法律主张。这里的“天”仍是夏商以来一直尊奉的“上天”，但周初统治者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德”的要求，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方面：敬天，敬祖，保民。也就是要求统治者恭行天命，尊崇天帝与祖宗的教诲，爱护天下的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在这种“以德配天”基本政治观之下，周初统治者具体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律主张“。这种”明德慎罚“的主张要求统治者首先要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也就是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使天下人民臣服，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宽缓、谨慎，而不应一味用严刑峻罚来迫使臣民服从。”明德慎罚“的具体要求可以归纳为”实施德教，用刑宽缓“。其中”实施德教“是前提，是第一位的。”德教“的具体内容，周初统治者逐渐归纳成内容广博的”礼治“、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的秩序去生活，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安定的境界，使天下长治久安。

　　二、先秦法制主要内容（一）出礼入刑的礼刑关系1、礼的内容与性质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以及言行规范的总称。

　　中国古代的礼有二层含义。一是抽象的精神原则。可归纳为“亲亲”与“尊尊”两个方面。“亲亲”，即要求在家族范围内，按自己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压亲。而且“亲亲父为首”，全体亲族成员都应以父家长为中心：“尊尊”，即要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贱都应恪守名分。而且“尊尊君为首”，一切臣民都应以君主为中心。在“亲亲”、“尊尊”两大原则下，又形成了“忠”、“孝”、“义”等具体精神规范。二是具体的礼仪形式。西周时期主要有五个方面，通称“五礼”：吉利（祭祖之礼）、凶礼（丧葬之礼）、军礼（行兵仗之礼）、宾礼（迎宾待客之礼）、嘉礼（冠婚之礼）。

　　西周时期的礼已具备法的性质。首先，周礼完全具有法的三个基本特性，即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其次，周礼在当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着实际的调整作用。

　　2、“礼”与“刑”的关系“出礼入刑”。西周时期“刑”多指刑法和刑罚。“礼”正面。积极规范人们的言行，而“刑”则对一切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处罚。二者共同构成西周法律的完整体系。

　　（二）契约与婚姻继承法律1、西周的契约法规（1）买卖契约。西周的买卖契约称为“质剂”。“质”，是买卖奴隶、牛马所使用的较长的契券：“剂”，是买卖兵器、珍异之物所使用的较短的契券。“质”、“剂”由官府制作，并由“质人”专门管理。

　　（2）借贷契约。西周的借贷契约称为“傅别”。“傅”，是把债的标的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写在契券上：“别”，是在简札中间写字，然后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札上的字为半文。

　　2、婚姻制度（1）婚姻缔结的三大原则。

　　即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

　　（2）婚姻“六礼”。

　　西周时期“六礼”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合礼合法的婚姻，必须通过“六礼”程序来完成，即纳采；男家请媒人向女方提亲；问名：女方答应议婚后男方请媒人问女子名字、生辰等，并卜于祖庙以定凶吉；纳吉：卜得吉兆后即与女家定婚；纳征：男方送聘礼至女家，故又称纳币；请期：男方携礼至女家商定婚期；亲迎：婚期之日男方迎娶女子至家。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也最终成立。

　　（3）婚姻关系的解除西周时期解除婚姻的制度，称为“七出”。所谓“七出”，又称“七去”，是指女子若有下列七项情形之一的，丈夫或公婆即可休弃之，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

　　按照周代的礼制，女子若有“三不去”的理由，夫家即不能离异休弃。“三不去”即是：有所娶而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3、继承制度西周时期，在宗法制下已经形成了嫡长子继承制。由于实行一妻多妾制，王位的继承必须是妻所生长子，无论其贤与否；如妻无子，则不得不立贵妾之子，不管其年龄如何。这种继承主要是王、贵族政治身份的继承，土地、财产的继承是其次。

　　（三）铸刑书与铸刑鼎1.铸刑书。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2.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活动。

　　（四）《法经》与商鞅变法1.《法经》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地位。《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它是战国时期魏国李俚在总结春秋以来各国公布成文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在中国立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法经》共六篇：《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法经》规定了各种主要罪名。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其基本特征在于：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和奴隶制残余，并且贯彻了法家“轻罪重刑”的法治理论。《法经》的内容及特点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法经》具有重要历史地位。首先，《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其次，《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公元前359年，法家著名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改革，这是战国时期封建法制发展过程中又一次意义重大的法制改革。此次变法以其更为广泛的内容和更为重大的历史影响而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写下重要的一笔，史称“商鞅变法”。

　　（1）变法的主要内容。

　　一是改法为律，扩充法律内容。

　　二是运用法律手段推行“富国强兵”的措施。

　　三是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的特权。

　　四是全面贯彻法家“以法治国”和“明法重刑”的主张。在变法过程中，法家的一些基本主张皆清楚地表现出来。其一，强调“以法治国”。其二，“轻罪重刑”。其三，不赦不宥。其四，鼓励告奸。其五，实行连坐。

　　（2）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商鞅变法是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这一时期其他诸侯国的改革。秦国的封建法制也在变法过程中得以迅速发展与完善。

　　三、秦汉、魏晋时期的法律（一）秦代的罪名与刑罚1、秦代的罪名主要有以下五类：（1）危害皇权罪。谋反，操国事不道，泄露皇帝行踪、住所、言语机密；偶语诗书、以古非今；诽谤、妖言；诅咒、妄言；非所宜言；投书，即投寄匿名信；不行君令等。

　　（2）侵犯财产和人身罪。秦代侵犯财产方面的罪名主要是“盗”，盗窃在当时被列为重罪，按盗窃数额量刑。

　　（3）渎职罪。一是官吏失职造成经济损失的犯罪。二是军职罪。三是有关司法官吏渎职的犯罪：①“见知不举”罪。②“不直”罪和“纵囚”罪。③“失刑”罪。

　　（4）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是《田律》中规定的违令卖酒罪；二是逃避摇役，在《法律答问》中包括“捕事”与“乏徭”。三是逃避赋税。

　　（5）破坏婚姻家庭秩序罪。一类是关于婚姻关系的，包括夫殴妻、夫通奸、妻私逃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家庭秩序的，包括擅杀子、子不孝、子女控告父母。卑幼殴尊长、乱伦等等。

　　2、秦代的刑罚种类极为繁多，大致而言，主要包括以下8大类：笞刑、徒刑。流放刑、肉刑、死刑、羞辱刑、经济刑、株连刑；其中前5类相当于现代的主刑，后3类相当于现代的附加刑。

　　（1）笞刑。笞刑是以竹、木板责打犯人背部的轻刑，是秦代经常使用的一种刑罚方法。

　　（2）徒刑。徒刑即剥夺罪犯人身自由，强制其服劳役的刑罚。在秦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①城旦舂，男犯筑城，女犯舂米，但实际从事的劳役并不限于筑城舂米；②鬼薪、白粲，男犯为祠祀鬼神伐薪，女犯为祠祀择米，但实际劳役也决不止于为宗庙取薪择米；③隶臣妾，即将罪犯及其家属罚为官奴婢，男为隶臣，女为隶妾，其刑轻于鬼薪、白粲；④司寇，即伺寇。意为伺察寇盗，其刑轻于隶臣妾；⑤候，即发往边地充当斥候，是秦代徒刑的最轻等级。

　　（3）流放刑。包括迁刑和谪刑，都是将犯人迁往边远地区的刑罚，其中谪刑适用于犯罪的官吏，但两者都比后世的流刑要轻。

　　（4）肉刑。即黥（或墨）、劓、刖（或斩趾）。宫等四种残害肢体的刑罚。

　　（5）死刑。①弃市，即所谓杀之于市，与众弃之；②戮，即先对犯人使用痛苦难堪的羞辱刑，然后斩杀；③磔，即裂其肢体而杀之；④腰斩；⑤车裂；⑥坑，又作坑，即活埋；⑦定杀，即将患疾疫的罪人抛入水中或生埋处死；⑧枭首，即处死后悬其首级于木上；⑨族刑，通常称为夷三族或灭三族；⑩具五刑，即《汉书。刑法志》所说：“当夷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落其骨肉于市。其诽谤署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6）羞辱刑。秦时经常使用“髡”、“耐”、“完”等耻辱刑作为徒刑的附加刑。“髡”是指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鬓毛：“耐”与“完”是一刑二称，指仅剃去胡须和鬓毛，而保留犯人的头发。此外，死刑中的“戮”刑也含有羞辱之意。北京司法考试基础班、强化班、法条班、模考班、点评班、论述班、冲刺班全程视频，名师授课，仅需800元，加qq: 1971736835,可以享受优惠。

　　（7）经济刑。秦律中对轻微罪适用的强制缴纳一定财物的刑罚主要是“赀”；同时，赎刑也可归入这一范畴。“赀”是用经济制裁来惩治官吏的一般失职和普通百姓的一般违法行为的独立刑种，它包括三种：一是纯属罚金性质的“赀甲”、“赀盾”二是“赀戍”，即发往边地作戍卒；三是“赀徭”，即罚服劳役。赎刑不是独立刑种，而是一种允许已被判刑的犯人用缴纳一定金钱或服一定劳役来赎免刑罚的办法。从云梦秦简来看，秦代的赎刑范围非常广泛，从“赎耐”、“赎黥”、“赎迁”，到“赎宫”、“赎死”，均可赎免。

　　（8）株连刑。主要是族刑（见死刑条）和收“。收，亦称收孥、籍家，就是在对犯人判处某种刑罚时，还同时将其妻子。儿女等家属没收为官奴婢。

　　（二）汉代文帝、景帝废肉刑西汉建立后，重视总结秦亡教训。汉文帝时鉴于当时继续沿用黥、劓、斩左右趾等肉刑，不利于政权的稳固，开始考虑改革肉刑。

　　文帝开始刑罚改革的直接起因是在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获罪当施黥刑，其小女缇萦上书请求将自己没官为奴，替父赎罪，并指出肉刑制度断绝犯人自新之路的严重问题。文帝为之所动，下令废除肉刑。

　　1.刑制改革的内容。把黥刑（墨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去发颈部系铁圈服苦役五年）；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砍左脚）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景帝继位后，在文帝基础上对肉刑制度作进一步改革。他主持重定律令，将文帝时劓刑笞三百，改为笞二百；斩左趾笞五百，改为笞三百。景帝又颁布《垂（音）令》，规定笞杖尺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节，以及行刑不得换人等，使得刑制改革向前迈了一大步。

　　2.刑制改革的意义。文帝、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为结束奴隶制肉刑制度，建立封建刑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这次改革还有缺陷，但同周秦时期广泛使用肉刑相比，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在法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汉律的儒家化1.上请与恤刑。汉高祖刘邦七年下诏：“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即通过请示皇帝给有罪贵族官僚某些优待。其后，宣帝、平帝相继怪定上请制度，几百石以上官吏、公候及子孙犯罪，均可以享受“上请”优待。东汉时“上请”适用面越来越宽，遂成为官贵的一项普遍特权，从徒刑二年到死刑都可以适用。

　　统治者以“为政以仁”相标榜，强调贯彻儒家矜老恤幼的恤刑思想。年80岁以上的老人，8岁以下的幼童，以及怀孕未产的妇女。老师、侏儒等，在有罪监禁期间，给予不戴刑具的优待。老人幼童及连坐妇女，除犯大逆不道诏书指明追捕的犯罪外，一律不再拘捕监禁。

　　2.亲亲得相首匿。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汉宣帝时期确立的。主张亲属间首谋藏匿犯罪可以不负刑事责任。来源于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理论，对卑幼亲属首匿尊长亲属的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四、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的发展变化1.法典结构与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

　　（1）《魏律》。鉴于汉代律令繁杂，魏明帝下诏改定刑制，作新律18篇，后人称为《魏律》或《曹魏律》。新律对秦汉旧律有较大改革。首先，将《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其次，将“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第三，进一步调整法典的结构与内容，使中国封建法典在系统和科学上进了一大步。

　　（2）《晋律》颁行与张杜注律。西晋泰始三年，晋武帝诏颁《晋律》，又称《泰始律》。《晋律》对汉魏法律继续改革，精简法律条文，形成20篇602条的格局。在《晋律》颁布的同时，律学家张斐、杜预为之作注，总结了历代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经验，经晋武帝批准颁行，与《晋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故《晋律》亦称“张杜律”。

　　（3）《北魏律》的制颁。北魏统治者吸收汉晋立法成果，采诸家法典之长，经过综合比较，“取精用宏”，修成《北魏律》20篇，成当时著名的法典。

　　（4）《北齐律》的制定。《北齐律》共12篇，其将刑名与法例律合为名例律一篇，充实了刑法总则；精炼了刑法分则，使其成为11篇，即禁卫、户婚、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北齐律》在中国封建法律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对封建后世的立法影响深远。

　　（5）法律形式的变化。这一时期法律形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形成了律、令、科、比、格、式相互为用的立法格局。

　　2.法典内容的发展变化。

　　（1）“八议”入律与“官当”制度确立。魏明帝在制定《魏律》时，以《周礼》“八辟”为依据，正式规定了“八议”制度。“八议”制度是对封建特权人物犯罪实行减免处罚的法律规定。它包括议亲（皇帝亲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有传统德行与影响的人）、议能（有大才能）、议功（有大功勋）、议贵（贵族官僚）、议勤（为朝廷勤劳服务）、议宾（前代皇室宗亲）。

　　“官当”是封建社会允许官吏以官职爵位折抵徒罪的特权制度。它正式出现在《北魏律》与《陈律》中。

　　（2）“重罪十条”的产生。《北齐律》中首次规定“重罪十条”，是对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十种重罪的总称。把“重罪十条”置于律首，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增加了法律的威慑力量。“重罪十条”分别为：反逆（造反）；大逆（毁坏皇帝宗庙、山陵与宫殿）；叛（叛变）；降（投降）；恶逆（殴打谋杀尊亲属）；不道（凶残杀人）；不敬（盗用皇室器物及对皇帝不尊重）；不孝（不侍奉父母，不按礼制服丧）；不义（杀本府长官与授业老师）；内乱（亲属间的乱伦行为）。《北齐律》规定：“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3）刑罚制度改革。一是规定绞、斩等死刑制度。二是规定流刑。北周时规定流刑分5等，每等以500里为基数，以距都城2500里为第一等，至4500里为限，同时还要施加鞭刑。三是规定鞭刑与杖刑。四是废除宫刑制度。

　　（4）“准五服制罪”的确立。《晋律》与《北齐律》中相继确立“准五服制罪”的制度。服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以丧服为标志，区分亲属的范围和等级的制度。按服制依亲属远近关系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服制不但确定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是亲属相犯时确定刑罚轻重的依据。依五服制罪成为封建法制制度的重要内容，影响广泛，直到明清。

　　（5）死刑复奏制度。死刑复奏制度是指奏请皇帝批准执行死刑判决的制度，北魏太武帝时正式确立这一制度，为唐代的死刑三复奏，打下了基础，这一制度的建立既加强了皇帝对司法审判的控制，又体现了皇帝对民众的体恤。

　　五、司法制度（一）司法机关1、从司寇、廷尉到大理寺（1）司寇司寇。周天子是最高裁判者。中央设大司寇，负责实施法律法令，辅佐周王行使司法权。大司寇下设小司寇，辅佐大司寇审理具体案件。大、小司寇下设专门的司法属吏。

　　（2）廷尉廷尉。皇帝掌握最高审判权；廷尉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审理全国案件。汉承秦制，廷尉仍是中央司法长官。

　　2、御史制度御史制度。秦代御史大夫与监察御史，对全国进行法律监督。汉代时期御史大夫（西汉）、御史中承（东汉），负责法律监督。晋以御史台主监察，权能极广，受命于皇帝，有权纠举一切不法案件，又设治书侍御史，纠举审判官吏的不法行为。

　　（二）诉讼制度1、狱讼、“五听”、“五过”、“三刺”与公室告。

　　（1）西周时期的“狱”与“讼”。民事案件称为“讼”，刑事案件称为“狱”，审理民事案件称为“听讼”，审理刑事案件叫做“断狱”。

　　（2）①“五听”。“五听”制度指判案时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五种方式。具体内容是：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即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言语表达、面部表情、呼吸、听觉、眼睛与视觉确定其陈述真假，说明西周时已注意到司法心理问题并将其运用到审判实践中。②“五过”。是西周有关法官责任的法律规定。“五过”的具体内容是：惟官，畏权势而枉法；惟反，报私怨而枉法；惟内，为亲属裙带而徇私；惟货，贪赃受贿而枉法；惟来，受私人请托而枉法。凡以此五者出入人罪，皆以其罪罪之。③“三刺”制度。西周时凡遇重大疑难案件，应先交群臣讨论，群臣不能决断的，再交官吏们讨论，还不能决断的，交给所有国人商讨决定。

　　（3）秦律把杀伤人、偷盗等危害封建统治的犯罪，列为严惩对象，这类犯罪称为“公室告”，官府对此必须受理。

　　2、春秋决狱与秋冬行刑（1）汉代的《春秋》决狱。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篇中对“春秋决狱”作了解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可见其要旨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这里强调审断时应重视行为人在案情中的主观动机，在着重考察动机的同时，还要依据事实，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春秋》决狱实行“论心定罪”原则，如犯罪人主观动机符合儒家“忠”“孝”精神，即使其行为构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免刑事处罚。相反，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背儒家倡导的精神，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也要认定犯罪给予严惩。以《春秋》经义决狱为司法原则，对传统的司法和审判是一种积极的补充。但是，如果专以主观动机“心”、“志”的“善恶”，判断有罪无罪或罪行轻重，也往往会成为司法官吏主观臆断和陷害无辜的口实，在某种程度上为司法擅断提供了依据。

　　（2）汉代的“秋冬行刑”。汉代对死刑的执行，实行“秋冬行刑”制度。汉统治者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规定春、夏不得执行死刑。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者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秋冬行刑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唐律规定“立春后不决死刑”，明清律中的“秋审”制度亦溯源于此。